真情守望三十载

今生相惜，岁月如歌，30年倾情付出，只为那浓浓的方志情缘——

真情守望三十载

汶川县史志办  陈 文

弹指一挥间，我已在县级地方志部门工作了30个春秋，30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先后经历了7任主任，见证了基层方志工作的发展历程，一代又一代的方志工作同仁们呕心沥血，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够以爱好为工作，那是幸福的；如果能把工作变成爱好，那无疑更加幸福；我很幸运，在工作选择和兴趣爱好上，我情有独钟地方志工作。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阳春三月，我被分配到县志办工作，当时汶川县志办也刚成立不久（1985年5月成立），报到那天，首任汶川县志办主任孙松寿对我说：“我们干的是当代司马迁的活，虽然清贫枯燥，但是我们在记录历史，工作中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千万不能出错，你要切记切记！”。  

单位给我分配的工作是打字，条件十分艰苦，用的是铅字打字机，俗称“敲敲机”。铅字打字机字盘是一个布满小方格的长方形铁盘子，大约有3000多格，每格一个字，字是反着放，打字员必须记住3000多个字在什么位置。备用的生辟字装在另外的几个盒子里，也必须记住这些字大概放在哪一盒里。打字机操作一次只能把一个字粒打在蜡纸上，不仅要注意力集中，还要“埋头找字”。常用字能从字盘里找到，如果遇到生僻字就得从备用字盘中找，备用字里没有的字还得自己找偏旁部首来拼。

面对纷繁复杂、枯燥无味的打字工作。“咔哒、咔哒”的打字声伴随着我，我在苦中找乐，方志人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很快我对打字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记住了字盘所有字的位置，并熟练掌握了打字技巧，对于文字的运用也非常用心。“敲敲机”不象现在的电脑处理文稿那么简单方便，当打字出现错误时，改正起来就很麻烦，因为打字蜡纸是用绵纸涂上蜡做成的，虽然打错字后可以用修正液涂抹后重打，但涂改多了蜡纸就容易打烂，就会影响印刷质量，如果错漏太多就只能换掉蜡纸重新打印。而且“敲敲机”没有存储功能，每改完一次稿子，就得重新再打一遍。虽然打字这项工作比较辛苦，还有点脏和累，特别是油印时，常常双手都沾满了油墨，有时不注意脸上也会沾上油墨，但我从没叫过苦和累，每次都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文稿的打印工作。这部“敲敲机”和一台油印机陪我完成了第一部《汶川县志》几百万字的全部打印、修改和部分乡镇志、部门志的打印工作，并参与审写稿的校对工作。从那时开始，我在工作中便养成了做事仔细认真、反复检查的良好习惯，也为以后胜任编辑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文字基础。1992年，第一本汶川新县志出版；1993年，根据汶编发（1993）21号文《关于撤并县党办和县志办重新组建汶川县史志办公室的通知》，在人生的选择上，我义无反顾地又选择了继续留在县史志办，此时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地方志事业。

1995年，随着现代化办公设施的引进，单位购买了第一台“四通”打字机，虽然这台打字机还不够先进，但是毕竟用显示屏代替了蜡纸，用26个字母的键盘代替了几千字的铅字字盘，省去了机械的敲打，省时又省力。至此，结束了近十年机械打字的历史进入了电子时代，铅字打字机也退居二线，楼道里再也听不见敲打字钉的“咔哒、咔哒”声了。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台电子打印机时，心里还在打鼓，我能学会用这台机器吗？我能灵活地操作和应用它吗？可是不容我多想，还有那么多的文件、稿子在等着我，我必须马上熟悉和操作这台机器，我又拿出当初学铅字打字机的那股劲，半天时间学会了操作，三天记住了五笔字根。到1997年后，随着现代化办公的进一步普及，单位配备了电脑、速印机等办公用品，“四通”打字机也随之淘汰。    

2000年，按照省、州统一安排部署，汶川县作为启动编纂第二轮新县志试点县，我办进入《汶川县志》（1986－2000）的续编工作。当时单位只有我一个打字员，每天都要打印几万字的稿件，加班加点是常有事，但我从未有一声怨言、从未叫过苦。六个寒暑，多次增删，反复修改，完成了从资料性手稿——长编稿——分志稿——交叉修改稿——通纂稿——总纂分稿——送审稿——评审稿——终审稿——审定稿的全部打印、修改、装订工作，《汶川县志》（1986—2000）续编于2006年正式出版。

随着电脑的普及，人手都配备了电脑，不在有专职打字员。在打字岗位上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史志人，没有忘记去学习怎样编纂史志，并通过每次校对稿件的机会，认真领悟编纂要领，不懂的地方虚心请教，逐步使自己从一个对史志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为单位骨干。2009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后，为使自己尽快进入角色，确立了“先入门、后入道、再求精”的学习思路，利用业务时间自我充电，通过不断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提高编纂水平，增强史学素养。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先后整理了汶川县羌族古籍丛书《释比的故事》《羌族歌谣》原始资料，并已出版；参与汶川县古籍丛书《汶志纪略》《汶川县县志》（民国版）、《大禹志》（民国版）的整理出版；编辑了7本《汶川县党史大事记》（2009年至2015年）、8本《汶川县组织工作大事记》（2008年至2015年）；参与编写《5.12汶川特大地震汶川县抗震救灾志》、9本《汶川县年鉴》（2005年至2016年）；收集、整理、编写了《四川羌族通志》《阿坝州羌族志》《阿坝州黑水民兵志》汶川篇章、《中国县镇年鉴》汶川入编资料。1992年5月，荣获由中共汶川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的“新修《汶川县志》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荣誉；2008年11月，又荣获由中共汶川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的“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荣誉；2012年7月，荣获由中共阿坝州委、州人民政府表彰的“全州第二轮修志工作先进个人”荣誉。当看到的一本本史料书籍问世，当完成的一项项工作受到州、县表彰，修志人独特的成就感让我无尚光荣!

“有志者不修志，修志者不得志!”面对社会上的错误言论，我倒真没有这个感受。还有人说，修志就是修“四苦全书”，艰苦、辛苦、清苦和痛苦；修志要耐得住寂寞，若要潜心钻研，又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痛苦，这是史志工作的真实写照。通过30年来的工作，我深深地感受到：编史修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瀚工程，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虽然出头露面少、工作周期长、出成绩慢，许多人不愿意干，但我从参加工作就爱上了这行，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无上光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我困惑时，我能从史志工作中看到柳岸花明；在生活烦恼时，我能在史志工作找到欢声笑语；在失落低沉时，我能在史志工作找到人生坐标......史记、志书里流淌着我们的汗水，年鉴中跳动着我们的脉搏，这就是我们史志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与地方志的情缘也是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