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 与时代同步伐 与国家共命运

　　作家阿来   与时代同步伐 与国家共命运 

　　口述／阿来

　　整理／熊玥伽（云庄文化）

　　阿来，1959 年出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市，当代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 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 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其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云中记》等。

　　作家阿来

　　我们的成长和新中国有巨大关系。 1959 年，我出生在四川一个海拔 3200 米的藏族村落里，新中国成立带给这个小村落最大的影响，就是让这个地方有了现代教育和文化。

　　阿来家乡 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梭磨乡马塘村（图片来自微阿坝）

　　我1967 年开始上学，是小村庄里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这段教育经历开启了我之后的人生。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憧憬， 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不同于父辈的想像。文学则是我的另一个影响巨大的转折点。从小村庄中走出来，我读了四川一所师范学校，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在这期间，书店开始能买到文学读物，我开始大量阅读。再后来，1982 年，恢复高考后 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毕业分配，小县城里突然有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人。不管他们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大家无一例外都在写作，都想当作家。作家这样一个称谓当时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但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写作，很快成了这群人中第一个发表诗作的人。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梭磨乡马塘村的阿来旧居（图片来自微阿坝）

　　我是20世纪50 年代出生的，那我就写那些年代的现实。时代对文学和书写有要求，没有一个时代是不变的，我们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时代已经走在我们前面，而我们的描述还比较浅。过去的时代进步慢，而今天，科学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变化的步伐。

　　我的文学漫游之路

　　20世纪80年代，我初入文坛之时，中国诗坛正是“山头林立、主张与理论比情感更加泛滥”的时期。于是我转头走向群山和草原，开始用双脚、也用内心在阿坝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这构成了我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基调。文学是我自我教育、提升自己的手段。从提升自我出发，我开始了自己新一阶段的写作和奋斗。

　　《新草地》1983年第3期 封面

　　当时我担任阿坝州文化局一本文学杂志《新草地》的编辑，几年的诗歌生涯让我觉得自己情感在不断重复，于是果断停止写诗，开始转向小说创作。彼时踏入小说界并非一个好时机，那时创作的小说没有达到我预期的反响，这是我文学的低谷。

　　1989年，30岁的我再次决定出去走走，翻过雪山，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行走两个月感受自然。漫游结束后，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从村子里传来的杜鹃啼鸣声……我打开电脑，多年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我写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

　　汉剧《尘埃落定》

　　1997年，我离开生活了将近40 年的阿坝高 原去了成都，开始在一本科幻杂志做编辑。我写的文章里有对自身命运、时代命运和民族命运的关切。按照中华文化的传统、按照文学本身的规律，同时也考虑今天时代的变化来写作，但从不考虑读者。读者是个不清晰的概念，每个读者都有不同的偏好，我相信我的书会自己挑选那种不只是消遣、混时间的读者。对这个时代，我能做的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尽力把它写到最好。

　　大地悲歌 ：我的找寻之路

　　2008 年5月12 日，我坐在成都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嘎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仿佛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当摇晃停止，我才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所有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通讯已瘫痪。想再回家中，楼道已经被封锁。只有坐在街边的车中，静待消息。

　　将近两个小时，通讯渐渐恢复，消息慢慢汇聚，大地震，震级8级，受灾范围绵延从南到北：汶川、北川、青川；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公里，大量人员伤亡。当这次大地震的面目初步清晰，已经是黄昏时分。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在我老家阿坝州的范围，我们那个县、那个村也经历了剧烈摇晃，但房没倒，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三妹妹带车跑长途，她自己和一车乘客，地震发生那个时段，正在震中附近，妹夫已从成都出发徒步进山去寻找。

　　当时大家都希望迅速对灾难作出反应，作家的反应方式就是迅速地书写它，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和面对人间这样一个巨大灾难。但我选择了忘记自己作家的身份，做一个志愿者深入灾区，看看能帮什么力所能及的忙。

　　10年后，我写《云中记》时，心中总回响着在灾区开车时常听的莫扎特《安魂曲》那庄重而悲悯的吟唱。我将《云中记》献给“5 · 12”汶川特大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云中村是地震灾区的一个缩影。灾难给我们带来的刺痛，并不会随着灾难过去而消散殆尽。我们被时代裹挟着向前，但人们不会忘记逝去的亲人，也不会忘记那些在大地震中深深触动我们的故事。 灾后重建修复倒塌的建筑、抚慰人心， 10 多年间，灾区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人们的习惯也会变化，和书中的云中村人一样，曾经见到乡亲就亲切地互相“告诉”，到后来移民村里大家的距离感，正像是今天城市里匆忙的人们抛弃掉的那部分人情味。

　　做新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

　　每个人写作都有不同的追求，有些人为了商业追求就会放弃传统文学。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一些人选择去迎合市场，选择一些写作策略。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并不是所有迎合市场的作家都能取得成功，真正得到市场认可的人很少。

　　现在的人越来越厉害，科技手段越来越高，而且人口越来越多，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通过消费需要从自然界获得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很少考虑自然能承载多少，所以今天中国越来越重视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如今，中国正高度重视精准扶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

　　新的现实已然展开，巨变的中国的现实已然走在我们前面，作家的思想也应在现实的前面一点，有点超前，有点预见。但如果以前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向生活学习，深入巨变中的现实与人。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预言家，那也应该是一个巨变时代合格的观察者、合格的记录者。四川不缺原创能力，我们有非常多的全国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但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很好的运营和产业化。四川有大量优秀的作家、编剧，写出的剧本产出了最走红的电视剧，但是四川没有机构能拍出这些作品，产生经济效益，促进本地文化的发展。

　　当今文化发展要靠成熟的文化产业，而不是个人。今天的文化传播需要提供大量内容，而这个内容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既需要很好的原创能力，也要良好的运营机制。我期待相关部门能为文化产业搭建平台，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文化资源，让文化产业发展保持可持续性和强劲态势。文学承担着一些责任，它有它的使命。没有一个人能写整个时代，每个人都只能写时代的一个部分。今天这个时代如此复杂，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职业、地域等来写作，若干个作家才能构成这个时代的拼图。任何时代都能激发优秀作品的创作。每个人命运当中的曲折起伏，为我们形成今天的世界观，以及在自己的职业中取得进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命运，他将来生命丰富的程度、事业发展的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肯定跟这个国家将来的面貌密切相关。

　　（载《巴蜀史志》2019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口述：阿来（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整理：熊玥伽（云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