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以来，全国已进行了两轮新方志的编修，但是前两轮被列入规划范畴的主要是省、市、县三级综合志书，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各省纷纷将乡镇志的编修列入规划范畴。乡镇志是否要采取通常的市县志模式，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方志学鼻祖章学诚曾提出 “方志辨体”观：“今之通志，与府州县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无。书苟可互相有无，即不成其为书矣。”他强调了省级通志及府州县志应各有各的义例，不容混杂。用章学诚“方志辨体”的理念来观照当代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区志书，会发现区域层次不同，社会结构也就有所不同，志书编纂的出发点和采用的编纂手法也就不同。省志的特质应该是侧重区域宏观发展管理与政策的整体性、制度性；城市志的特质是要体现城市有机功能性；城市区志的特质是着重于局部的城市，处理区域—驻区—区管关系，重心下移、体现城市具象；县志的特点在于县域治权与相对完整的独立性，虽然县域有城镇有乡村，但以农村为主。而乡镇志不同于省市县三级政区的地方在于，乡镇是基层政区，直接面对着乡土和社会百姓，需要反映基层政权与乡土社会的结合。因此，乡镇志的编纂思维应该从自身的政区层级和社会结构特点出发，不能照套市县志的模式。

一、乡镇志的特质：与市县志的区别

 

中国传统的方志是以县志为主，上世纪80年代兴起新方志编修，对志书体例规范的要求也基本是针对市县志的，各地对志书的处理基本是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采取格式化的编纂方法，从志书的观点、体例、内容、特色、记述、资料、表达、文风、印制等9个方面对志书编纂需要遵循的普遍要求作了规定。《规定》明确的是地方志编纂的通则，即怎么编才是规范的志书，才像志书，这只是把志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出版物相区分，但是没有对地方志内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志书编纂特质加以区分。事实上，相当多的志书，基本上是参照市县志的编纂范式，只是做到了“像志书”——格式化、模式化、县志化。乡镇志套用了市县志的结构模式，忽视了乡镇志的特殊性，失去了乡镇志应有的个性特质。

 

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会发现乡镇志与县志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

 

（一）市县志的篇目结构对应的是国家化的地方治理结构，以国家党政机关部门各类工作职能运行为主体，在相当程度上有“政书”的特性；而乡镇志对应的是国家基层政权治理结构与社会层面的叠加，应该要体现更多的社会发育和社会自身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应当要有“社会书”或“民书”的特性。

 

（二）市县志主要采取事类的写法，很多事项采用的是中观视角，写的是事类，采用的是概括性的写法。而乡镇志由于社会结构的纵深度较浅，更多的应该要用微观视角写实体。如具体的山水环境、具体的道路、具体的村庄聚落、具体的家族宗族、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学校、医院等。

 

（三）市县志观察地方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体现的是地方化的国家意志；乡镇志观察地方的视角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体现的是社会自身和民众认知。

 

（四）体式的区别。市县志因事类领域的复杂丰富和纵向关系，往往层次较多，呈现为编（篇）—章—节—目—子目（条目）等层次；乡镇志事类的关系没有这么复杂，呈现扁平化，一般采用章—节—目，或卷（编）—类目—条目，层次较之市县志简化。

 

（五）乡镇志与市县志的内容不必完全对应，一些属于广域性的内容可以归为市县志写，乡镇志可以从略，如一个县范围内的地质、气候，这些都有属于广域性的，一个县如果没有那么多方言片，其实在乡镇志中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可以考虑从略的。县级以上的很多机构团体以及管理活动，在乡镇要么没有，要么就是没有那么多内容，一些事类可以考虑忽略或者压缩、降低层次处理。相反，属于乡镇社会性的内容和地理风物需要采取放大的手法，作灵活性的处理。

 

（六）资料来源与编修模式的不同。由于政区层次的社会结构不同，市县志基本是官书官修，资料来源主要是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档案文献，官本位意识较重，资政、存史主要是针对这些部门的。而对于乡镇志来说，基层政权职能的运行只是志书的一方面，乡镇志的对象应该是乡民，服务于乡村自治、乡村振兴和保留乡民记忆，志书主要是与乡民息息相关，因此要体现“民书”性。同样，市县志的官修模式也并不完全适用于乡镇志。

二、回到乡镇本体：乡镇志与乡土社会的对应性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方志”其实是由“方”和“志”两个元素构成的，所谓的“方”是指方志的内核，即地情和地方历史文化；所谓的“志”是指方志的外在形式，即志书编纂的体例规范。乡镇志其实是文献版、文本化的乡镇。编纂乡镇志，首要的应该是研究乡镇的社会特征。

 

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会发现，在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1949年以前，“皇权不下县”，县就是基层政权，县以下的乡村实际上是自治社会（按照户口为政府代行赋役等管理）。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社会治理一竿子插到底，把政权深入到县以以下，乡镇才成为基层政权，村成为基层自治组织。恰恰是这种“皇权不下县”以及后来的乡镇成为基层政权，让我们观察到一个特殊的视域，这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称的“乡土社会”。

 

在晚清以前，乡村社会就是国家治理的纵向“边陲”，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主要呈现为官权（国家）、族权（宗族）、绅权（士绅）的三合一治理结构。作为官府在乡里社会的延伸，乡里制度是以士绅为其与民联系之桥梁。没有乡绅这些乡里精英作为纽带，乡里组织领袖是很难与民联系和沟通的。对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如果以县以下为界限的话，皇权与绅权一向是分工合作的。官僚是和士绅共治地方，绅权由官权的合作而相得益彰。绅权是一种地方威权，所谓地方威权是对于一个地方社区人民的领导权力。这种结构是理解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一章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把中国社会的基层定义为乡土性的。这“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因而也最明白泥土的可贵。其二，不流动性。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人与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的，安土重迁，各自保持着孤立与隔膜。其三，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这种人口流动性缓慢的特点使乡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特点，聚村而居，终老是乡。所以，乡土社会是个熟人之间的社会，这才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在这样的一个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半径大体上就是相当于一个乡镇的范围，家族宗族圈、人际交往圈、经济交易圈（集镇与集市）、宗教信仰圈（寺庙、民间神祇、庙会）、教育文化圈，与乡镇范围大体吻合。这种社会特征，甚至在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结构被打破之前，在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出现之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前，中国的乡村其实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社会，一个人、一家人、一个宗族的人可能生生死死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中国人生长出生的地方，是走出去又要走回来叶落归根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乡村是一个血缘和地缘高度结合的地区。

 

清代末年，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城市近代化，人口流动开始向城市集中，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格局被打破了，随着乡绅的离开，农村社会关系开始恶化，在乡村中出现了土豪劣绅的状况，社会冲突加剧，作为官方化的权力治理结构开始逐步进入乡村。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对乡村进行社会改造，通过初级社向高级社再向农村人民公社化发展，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的初衷就是“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从1958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一直实行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过着人民公社集体化的生活。这种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改乡镇、政社分开后，虽然经过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集体经济虽然瓦解，但是在乡镇企业中，这种集体经济的惯性依然存在到20世纪90年代。沿着这条视线观察，我们可以理解乡镇的前身人民公社，是如何由传统的乡土社会演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基层集体组织的新的共同体。

 

作为基层政权，我们应该要注意到80年代后乡镇的基本配置——“七站八所”，即县市区及上级部门在乡村的派出机构：一是乡镇直属事业站（所），包括司法所、房管所、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广播站、经管站、客运站等；二是县直部门与乡镇双层管理的站（所），包括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林业站、法庭、卫生院等；三是“条条管理”的机构，包括国税分局（所）、邮政（电信）所、供电所、工商所、信用社等。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表现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乡镇医院的配置，乡村原住民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受教育和健康医疗保障是在乡镇范围内进行的。也正是这些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基础配置，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小城镇获得了快速发展，很多地方撤乡建镇。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基本走向瓦解，农村治理进入了一个困境的阶段。同时从90年代起，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子弟通过高考跳出“农”门进入了城市，而90年代末国家实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我国的政区主要是向撤县（市）建区发展，在乡镇层面出现了数次乡镇合并的情况，乡镇出现了城镇化趋势。特别是2001年国家对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导致大规模的乡镇撤并，乡村资源重新配置，尤其是教育，中心幼儿园、优质学校远离自己的村庄，乡民为了子女的教育而城镇化居住。交通的改善，也扩大了人们的购物消费活动圈，看病也是如此，突破了传统的乡镇范围。除了亲戚外，人们与传统的乡村逐渐疏离。另一方面，在城市化战略的情况下，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的边缘化使得农民致富的空间被压缩，农村的非农化已经非常严重，年轻人口通过高等教育普及化留居城市的越来越多，他们基本不回到乡村，而乡村农民向城市向沿海发达地区打工流动非常普遍，整个农村空心化已经很严重，农村基本处于衰落的过程中。此外，城市化的扩张导致无数村庄消失。即使在乡村中，人口也开始向当地的城镇转移。相当多的人都有为乡村唱挽歌的感觉。

 

乡村的衰落恰恰成为2007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2017年后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背景。新型城镇化使得一些建制镇已经呈现了小城市化或县城以外的区域城市副中心的趋向。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路径明确提出“五个振兴”，即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在乡村振兴中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有关部门乡镇振兴的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编纂乡镇志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志、传统村落志，其要义正是在承载乡愁记忆和保护传统文化。

 

因此，回到乡镇本体，我们务必要放大乡镇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从几代人的乡愁、怀旧情绪和集体记忆等方面考量，进行定位，写出特殊的价值，满足特定的功能定位。这样编出的乡镇志才是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的乡镇志。

三、乡镇志编修的思维创新

 

乡镇志所书写的乡镇，虽然只是小地方，但却需要有大格局、大视野。如果我们从方志的内核价值出发，当下编纂的乡镇志不应该只是毫无目的地留下一些资料，而是要立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留住乡愁记忆的角度。同时，把乡镇看作是底层中国，把乡镇志看作是真实中国的底层样本来看待，把具体的乡镇放在区域发展、全球化的互动中看如何生存。一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留下了哪些遗产，我们该怎么去保护，同时寻求发展？我们的每一户家庭、每一个乡民，每一个在外的游子与这个乡镇之间的共同体关系、割不断的血缘地缘亲情乡情纽带，这个共同体给我们的人生打下了怎样的生命烙印？我们能为这个乡镇做什么？当我们把这样的理念真正融会落实到具体的乡镇志的时候，也许编出的乡镇志才是乡民共呼吸的文本。

 

（一）乡镇志要有开阔的视野

 

1.关注乡镇社会变迁的走势：制度性的变革在乡村是如何实施的，宗族制度被推翻后，乡村如何从分散的社会走向集体化（政权深入乡村，领导人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如何从农业走上工业化、从农村走向小城镇化，农村体制改革后，乡村如何再度碎化、乡村空心化以及再度走向新型城镇化之路。如无锡市《玉祈镇志》就较好地反映了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模式。

 

2.要有通贯古今、详今明古的历史意识。通盘考虑历史上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把历史上的宗族社会、民间宗教信仰、集市圈、乡绅和近代以后的集体化、基层政权治理和现在的市场化融合在所要编纂的乡镇通志中。

 

3.要用区域意识观照乡镇。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网络资讯信息化时代和区域化、全球化时代，不能抱残守缺地用坐井观天、画地为牢式的视角看具体的乡镇。应当要把乡镇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观察。首先要有乡镇的区位定位，把乡镇放在一个区域范围之中，这个自然区域就是乡镇的地域自然类型。每个大自然区域的特点就会折射在具体的乡镇上。不同的自然区域，其环境特征不同、资源不同、灾害不同，人所能赖以生存的方式、人地关系也不同。乡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少体现在对外交通上。古代，乡镇的人走出去主要靠水道、山道、驿路，近代以后主要靠公路，现在主要靠高速公路、高铁、飞机，乡镇与外部的联系，在交通上应该要写清楚乡镇与周边主要联系城镇的距离，交通线路、交通方式，联系密度、深度、频度，乡镇出去主要是什么去向，到哪里去。不同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不同，人们靠什么谋生，由此产生的百工百业等。

 

（二）具体而微的环境观，人地关系的意识

 

市县志用概括性的手法写地理环境。乡镇志要用具体的实体来写环境。乡镇内部的世界，要用微观的视角，所有具体的地貌、具体的山水、具体的路、具体的桥等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设的主要设施实体都需要记载。这些具体的实体，不能只靠查书面文献，可能需要修志者实地注意踏勘和田野调查。

 

尽管目前一些地区乡镇走向衰敝，但是每次乡镇合并后，都有一个对区域地理整理、重新规划的过程，山河土地的原先状况都可能是今后资源重新整理的基础。环境更新必须要认清自然的遗产。

 

要重视自然资源以及变化，农村是一个生态产业（农业）为主的生产环境，这些自然资源正是乡村民众立身之本。很多农村农业特色产业是从当地特色自然资源发展出来的。

 

人工环境同样如此，乡镇志对具有影响的地理标志性质的山水景观以及特殊意义的人居环境，可以单独设卷。《同里镇志》除《文物古迹》《旅游》卷外，还单独设置了《退思园》《老宅》卷。

 

乡镇环境和人地关系还表现在地名上，地名表现的不只是自然实体，而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环境存在。还表现在村庄、集镇和小城镇聚落形态的形成。这些聚落实体不只是一个基础设施，还要看作是有生命活态的人类聚落实体。

 

（三）以整体意识全面认知乡镇社会的主体——人（乡民）

 

1.整体的人口与居民，人口需要突破传统的写法，从出生到死亡，人怎么活着，要把人口结构细分写实写活，如妇女、儿童、老人、青壮年，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人的流动，出去的、进来的分别是什么情况，婚姻、家庭等。这里面有很多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老人、农村妇女、打工者、做生意的、拐卖妇女与买卖婚姻等。我们要把人口结构平铺开来，呈现一个地区人们的生命状态和生命历程。一旦对人口结构进行细分，所呈现的就是人群和阶层的问题。城镇化和乡村空心化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什么把人口从乡村抽吸走，流动到哪里？——重视人口流动。李培林的著作《村庄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就记载了很多生动的内容。

 

乡村人口空心化趋势的记述角度。需要修志者注意整体的人口变动，尤其是人口的迁移，从动态的角度写出城市化、城镇化趋势下人口迁出乡村的情况。城居化和镇居化的途径有哪些？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是通过年轻人的高考出去的。乡镇志可以开列大学生名录，何村镇人，何年从何校考取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毕业后主要在何处工作，所获得的最高职称、学历、职务，主要业绩。这些考出去的大学生是乡贤的主体，这些人也许一部分人没有大成就，但是眼光要放长远，他们因为与故乡的亲情关系，这个人才资源同样是乡镇未来发展也许能利用的。乡镇志应该要关注这些在外的乡贤，如果一个乡镇这些考出去的大学生比较多，也可以水涨船高，按照职级、职称来进行收录。

 

2.对原住民的族群记载。一个乡镇的姓氏有多少，这些姓氏集中分布的聚落，主要宗族状况。家族祖先最早是何时从何地迁徙定居于此，如何支脉繁衍，世系字辈情况，家族组织、家族事业，主要的杰出人物等，这就是血缘组织问题。以《周庄镇志》为例，就专门设置了氏族卷。

 

3．对突出的世家和特别有名望的人可以单独设卷。如：《周庄镇志》卷二十三沈万三，下设：一、史志文献辑要（史籍记载；志书记载；墓志记载）；二、研究成果摘要（沈万三家族大事表、沈氏世系）；三、沈万三遗迹（城垣、路桥、居宅、园亭、冢墓、集镇、碑刻、绘画）。《中国名镇志·乌镇志》“文坛双星”类目，设有二目：文学巨匠茅盾（生平事略、文学成就、社会影响），“文学的鲁滨逊”木心（生平事略、文艺成就、社会影响）。

 

4.人物志：乡土人物+新乡贤。在古代，乡村中有士绅存在，他们对地方的社会关系调节、文化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当今，有能力、有本事的人都到城里去了，乡村建设靠谁？近年，乡村振兴中提出了呼唤累心过去乡绅的新乡贤，希望他们出来参与乡村自治和乡村建设。但是什么才是当代的乡贤呢？今天所谓的乡贤不是讲的文化乡贤，而是谈经济实力，也许是企业家、做生意发了财的，那些愿意站出来做公益为乡民服务的人，他们想获得政治上的某种荣誉，这些人在哪里呢？不少人也基本是城镇化居住了，不在乡间。所以要重视以及城镇化了的在外乡贤的记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客观规律，做成大事的人基本是在外面做的，小地方能做多大事呢？乡镇志的人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本乡本土的乡土性人物，一部分是在外的杰出乡贤。本乡本土的，可能很多是“小人物”，有一部分是属于乡土道德模范，有些是对本乡本土的事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如学校的校长名教师、工商界的实业家，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乡土能人或发展带头人，这些人一定是对本乡本土产生影响的人物。而在外乡贤，除了写他们在外面做出的业绩外，还宜侧重他们早年在乡间的家世和成长经历，出去后跟家乡之间的关系。目前，一些已经出版的村志收载了村民录或户户入志。

 

（四）乡土共同体的组织以及乡村治理——实体化记述

 

乡镇志要写清楚乡镇形成变迁的过程，村庄聚落的形成与变迁过程，如何得名；记载乡镇组织机构和负责人（权力行使）；记载政府派出机构“七站八所”；乡镇企业、学习、医院实体记载；民间自发性的会社互助组织。

 

乡镇不同于市县，乡镇志反映官方乡村治理的内容要相对集中。《周庄镇志》只设了一篇《政治》，我觉得可以《乡镇组织与社会治理》设篇，将经济管理的有关内容同时纳入进来，这方面要根据乡镇的组织机构情况来设置，如具体体现管理体制的就是“七站八所"。原则上，这些内容应该统统归在一起，体现乡镇基层的管理体制。此外，目前很多乡镇志缺少从总体上对乡村治理发展脉络的意识，缺少对乡村治理面临困境的反思性的记载。

 

（五）本乡本土的生产方式——整体的经济与社会民生意识

 

生产方式的变化，如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工具，渔业生产方式、捕法、渔具等，一些乡镇志采取手绘图的方式画出传统器具。这种物质文明的东西要体现在各类生产经济活动中，还有集镇以及乡间的手工百业；集镇的各类商业经营情况与市场状况（老字号），从个体店铺公营的商业机构再到私营商业网点，工业的发育各类工厂企业的兴衰，民间金融当铺钱庄，药房诊所，文化教育学校。这个领域中既要体现整体的发展兴衰同时又要注意实体的记载。

 

（六）民间社会与社会生活的意识（生活方式）

 

在乡镇基层，人民是怎么生活的，生活的情态如何。从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在到城镇社会，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方面需要把人类学的知识结构运用到乡镇志中来。如美国人明恩溥著《中国乡村生活》反映的晚清时期的状况，他观察的对象是：乡村结构、乡村名称、乡村道路、乡村渡口、乡村水井、乡村商店、乡村戏剧、乡村学堂和游方书生、中国科举制度和教育改革、乡村庙宇和宗教团体、宗教仪式的协作、市场及集会的协作、协作的贷款团体、看护农作物的团体、乡村和城市的求雨、乡村狩猎、乡村婚礼和葬礼、乡村新年、乡村地痞、乡村头面人物、乡村男孩和成年男子，乡村女孩和成年妇女、乡村生活的单调和贫乏、中国家庭不可靠的平衡、家庭的不稳定性。无锡市《玉祈镇志》记载了乡绅将宗族联合起来为治水展开的民间协作。

 

作为乡镇志，反映本乡本土与本地居民息息相关的内容本是乡镇志的本意所在。对于大多数地方而言，乡镇志是给本地人看的，保留的是乡民集体的生命历史记忆。与市县志对应的国家化、体制化、组织化的领域不同，乡镇志除了基层政权管理外，更多地体现为民间社会性质，是鲜活的民众生活。以2014年版《周庄镇志》为例，该志收录了本土乡民关注的内容，如卷二《建置》各个村列出了1949-2008年村庄的支部书记、主任（村长、大队长）更迭表，自然村的村名考。卷三《环境资源》中的气象谚语、农事与节气谚语，动植物种讲到了一些植物的功用，如“石灰草是传统食品青团子的色料来源，现旅游市场上的青团用的是色料来源雀麦草，效果雷同，只是加工过程不同而已”。卷八《旅游》乡村美食游中的28种水乡土特产，卷九《镇村建设》中的传统营造，包括木作、泥水作记载得非常细致。卷十《农业》中对粮食品种记述了部分品种的特性，如香珠糯“其米碾成粉后，适宜做饼”，鳗鲡梢“皮薄性柔软，适宜于酿酒”，羊毛糯“成米粒长，主要用于制作饭团等”，矮脚糯“此品种的稻米，不宜酿酒”，马鬃糯“米质性硬，不宜做汤圆”等。农机具中收录了多种传统农机具的照片。水产业中记录了当地的34种水产以及各种捕捞工具和捕捞方法。卷十七《文化体育》中的民歌选录、民间故事，卷十九《民俗》中的传统风俗、生活习惯，特别是对日常器具的记载非常细致。方言词汇中称谓、天文、气象、地理、时令、农事、动植物、房屋用具、身体部位、炊饮、日常生活、交际往来、动作状态等地方俚语与普通话作了对照，反映了乡民对地方世界的认知观念。这些内容均涉及乡镇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构成乡民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志记录乡民普通人的善举，卷十五《政治》的善举将为纪念建镇九百周年、迁建周庄中心小学、迁建周庄中学建云海塔的捐款名单均予以载录。卷二十《居民》中对8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均开列名录。

 

（七）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文化传承的意识

 

怀旧并不是说过去就有多好，而是那些东西是人们生命历程中的组成部分，是他们人生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面是有情感和故事的。乡镇志要起到慰藉心灵的作用。如：

 

——建置历史沿革，今天的乡镇区域是如何变化过来的，村庄和居委会的设置与撤并变化、基本状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变化，调整变化带来的效应是什么？谁任职？

 

——集镇的形成与发展（一个集镇的形态构成，基础设施与经济业态、辅助配套设施），老字号，谁在经营；

 

——地名由来及其传说；

 

——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历，战争的回忆，土改、合作化的经过，人民公社的建制始末，大跃进始末，三年困难时期的回忆，集体化时期生活回忆，撤乡设镇、乡镇合并始末等（小地方的人们如何经过大历史）；

 

——当地的若干传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文化的特点是，乡土智慧往往通过口传、手艺（传说、俗语、游艺）、俗信等传承，而非文人正规的书面文本。当然底层百姓文化的粗俗、荤话、迷信、糟粕的东西不少；

 

——名胜古迹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

 

——历史文献遗存和艺文遗产（诗文、金石碑记、文献书目等）；

 

——乡镇纯粹的文化，除了上述内容外，还体现在教育、卫生、文化活动等方面。

 

（八）乡村振兴的意识

 

作为新时代编纂的乡镇志，不能仅仅停留在用怀旧的情绪写衰落、失去的乡愁上，还应该用积极的心态看待乡镇的发展转型和新生机，如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发区或工业小区、特色产业集聚等。

 

（本文原载于《江苏地方志》2021年增刊。作者吉祥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一级调研员，《江苏地方志》主编，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地情工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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